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审议通过，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调整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走出一条内涵集约发展的新路子成为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

“面对新常态下，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动力、新发展、新思路、新趋势，如何从理论和战略层面多角度思考城市、制造业、非首都功能、核心商务区、中小企业、生态补偿等热点和难点问题，至关重要。”日前，“经济新常态下京津冀协同发展”学术研讨会在河北工业大学举行，河北工业大学京津冀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树强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随着京津冀三地定位的明确，京津冀协同发展进入全面布局推进阶段。三地上半年经济成绩单显示，北京、天津和河北的生产总值分别同比增长7％、9．4％和6．6％，产业结构调整优化、转型升级取得成效。“截止到今年7月，天津引进内资的1／3来自北京，结构上主要是服务业；河北引进内资来自京津的占到四成多；这种趋势在今后的发展中会加快，体量也会加大。”南开大学滨海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周立群介绍说，津冀需要进一步提升承接能力和服务水平。

“城市能不能可持续发展，重要的是在城市规划中能不能真正融入可持续发展理念，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解决‘城市病’。”北京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总部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赵弘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解决城市集聚和效率这个矛盾的最根本设计是组成“卫星城”格局，而距离、通道、规模是“卫星城”三个关键因素，京津冀要形成多层次、多中心、分散化布局的城市群，第一个层次的城市群包括北京、天津两大中心和邻近京津的中小城市，并围绕京津形成“主城——副中心”、“主城——新城”和“主城——卫星城”的城市格局，引导京津周边地区人口就地城镇化，关键是完善副中心、新城、卫星城与京津两大中心城市的轨道交通体系，快速导入公共服务和产业资源，减小与京津在各方面的落差；第二个层次的城市群包括河北省各市，从长远来看，应强化石家庄的地位，发挥石家庄在区位、资源和城市能级等方面的比较优势，通过再造区域性中心城市，尽快形成“反磁力”，带动河北中南部区域发展，形成“京津石大三角”。

对此，河北经贸大学副校长武义青也给出京津冀空间布局的建议。他认为，应着眼于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目标，加强政策引导，打造河北高地，为城市群建设营造良好环境。把石家庄定位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第三级，支持省会做大做强，更好地发挥对冀中南区域的辐射带动作用。河北的贫困地区是京津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大的“短板”，应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切实做到精准扶贫。

在经济新常态下，京津冀协同发展在经济领域的重点已不再是制造业的转移和扩散，而是生产型服务业的增量扩散。作为生产型服务业集聚和发展的空间载体，中心商务区的建设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领域。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刘刚认为，京津冀应重点发展总部经济、研发服务、科技金融、专业服务和新兴服务业，将北京朝阳区和天津滨海新区中心商务区放在一起，共同打造京津冀核心商务区。在京津冀中心商务区建设中，中心商务区作为生产型服务业集聚和发展的空间载体，其建设将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新的增长点。北京中心城区、通州副中心、天津中心城区和滨海新区将成为核心商务区。其中，通州副中心、天津中心城区和滨海新区中心商务区的建设对京津冀协同发展至关重要。

除此之外，加快中间发展轴上的廊坊和武清在内的创新型新兴城市建设，东部和西部发展轴上的唐山、保定和石家庄的城市转型，提升商务服务能力，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

结合京津冀协同发展定位、空间布局与河北省产业发展实际情况，河北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金浩则提出河北省产业发展的三条路径：一是应重点承接京津冶金矿产、装备制造等产业转移，在政府允许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提高经济总量，推进产业升级；二是在全民创业阶段，应以救助中小企业贷款、救助中小企业减税、培训、降低制造业成本为主要抓手，为创新提供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三是搭乘“一带一路”的东风，着力开发海外市场，转移钢铁、水泥等过剩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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