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收了好处办了事，最后都逃脱不了党纪国法的制裁。当腐败官员将权力作为筹码，放入贪腐期权化的赌局之时，无论方式多么隐蔽、花样如何翻新，都掩盖不了权力寻租的本质，也都注定难逃“伸手必被捉”的命运。

先期投入一定的资本，期待未来获得更丰厚的收益，这是资本运作的基本方式。然而当权力成为先期的“投资”，金钱、地位、利益成为未来的“期权收益”时，这一切就变了味道。

分析近年来查处的腐败案例不难发现，为了降低被发现的风险，一些腐败官员利用手中权力为企业或个人谋利时不要求即时回报，而是等退休或离职后再接受利益输送，贪腐行为期权化的特征越来越明显。

然而，权力不是资本，不能用来投资，也不能用来交易。以权力作为筹码，投入“期权交易”的市场，结出的必然是贪腐的恶花。

时空分离、逃避监管，贪腐期权化花样翻新

“不收正在服务对象的大额资金，若干年后再接受回报。”这是安徽省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原主任王宗元给自己定下的“原则”。他收受的所有大额钱款都来自若干年前曾“帮过忙”的企业，“当时认为这样做，手段隐蔽不易被发现”。

然而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因在承接工程、土地置换、银行贷款等方面为他人谋取不当利益，非法收受财物400多万元，王宗元被法院以受贿罪判刑13年。

以往，说起权钱交易、贪污腐化、以权谋私等一幕幕官场“恶局”，总是容易和“一手交钱，一手办事”联系在一起，然而随着惩治腐败力度的不断加大，一些贪官为躲避调查玩起了“期权交易”的把戏。像王宗元这样在任时大搞权力寻租却不急于捞取好处，而是“打个时间差”，利用“默契”或“协议”事后兑现的不在少数，兑现的方式也是花样翻新。

投桃报李型。甘肃省酒泉市政协原主席杨林，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城建规划调整、房地产项目审批、旧城区改造等过程中谋取利益。作为“回报”，企业老板潘某承诺将其农场每年的收益归杨林所有；房地产开发商蔡某承诺给杨林价值500万元的企业干股，退休后分红。

主动索取型。安徽省宿州市原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巩志强，在国企改制中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利。退休后，他找到曾帮助过的企业负责人，要求购买其子公司下的一套商品房，但“不能多收钱”。后者将原销售价为238万元的别墅以158万元的价格出售给他，使其变相违法所得数十万元。

零存整取型。广东省国税局原局长李永恒，在退居二线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向曾关照过的企业“借款”近900万元。湖北省随州市政协原主席樊建国在任时曾多次关照某企业老板，该老板提出要“感谢感谢”时，樊建国表示“现在不缺钱，等我退休后你再给我花点”。该企业老板照其吩咐，给了他一张存有340万元的银行卡。

再次就业型。2014年中央第三轮巡视反馈指出，中国海运集团有领导人员在职时照顾关联企业，退休后被关联企业高薪聘用。还有的腐败官员在兑现“期权收益”时自己“不出马”。广东省东莞市政法委原副书记高少鹏，为从事废品收购业务的徐某提供帮助，其妻子退休后，在徐某的公司挂名领薪。

自作聪明、自以为是，终是错打了算盘

“思维敏捷、遇事不慌、智谋超群”，这是甘肃省酒泉市政协原主席杨林对自己的评价。他自以为非常聪明，熟知法律规定，了解办案程序和侦查手段，对自己的作案手法和赃款处置十分自信，不仅敢于在任上大肆敛财，甚至规划好了“退休后的路”，幻想着离职后仍然可以通过土地租金和股票期权收入，过上富足安逸的生活。

“贪腐期权化是现在腐败类型的新变种，采取这种方式的，不少是自以为是的‘聪明人’。”一名长期在办案一线的纪检监察干部表示，这些人通常知晓党纪国法的规定，觉得“真金白银”的交易太过明显没有“技术含量”，企图通过将“办事”和“收受好处”进行时间、空间上的分离，来掩盖和隐藏贪腐行为，进而躲过纪检监察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发现与查处。“只能说他们打错了算盘。只要收了好处办了事，最后都逃脱不了党纪国法的制裁。”该纪检监察干部表示。

部分官员选择将贪腐行为期权化，是认为退休之后可以“安全着陆”，即使有问题也不会有人查。这也让他们对退休后保持“体面的生活状态”充满了期待。

杨林就认为，像自己这样“资格比较老、担任领导职务比较长、各方面关系处理得比较好”的地市级领导干部不会有人查，也没人敢查。然而自作聪明、心存侥幸，最终难逃锒铛入狱的下场。

还有人自以为是地认为和商人朋友之间是“铁关系”，自己在任时手中有权，是朋友的靠山，可以帮衬朋友的生意；自己离任之后，朋友手中有钱，是自己的靠山，可以照顾自己的生活。一来二往，你情我愿，便结成了“利益共同体”。而他们没想到的是，维系这种“朋友感情”的，仅仅是互相交换过的利益和由此而来的互相掌握的把柄。

李永恒退休后并不缺钱，但在主动向企业家詹某“借款”时，心里想的是“（詹某）作为老朋友，如果能在我困难的时候支持我一下，我也是愿意接受的”。而在他的“老朋友”詹某看来，说是借钱，却从未打过借条，“（李永恒）虽然退休了，但毕竟是国税的领导，我们生意人也不敢得罪”。

自作聪明、自以为是，视党纪国法为儿戏终是错打了算盘。当腐败官员将权力作为筹码，放入贪腐期权化的赌局之时，无论方式多么隐蔽、花样如何翻新，都掩盖不了权力寻租的本质，也都注定难逃“伸手必被捉”的命运。

惩防并举、强化监督，把权力关进笼子里

“贪腐期权化‘病发’虽然是在离职后，但‘病根’在官员在任时就种下了。”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程文浩教授认为，“关键还是防止官员在任期间的权力滥用问题，要通过逐步建立健全科学决策体系，将权力运行的每个环节放在有效的监督体系中，最大限度地提高公开透明程度，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管住先手的“权力投资”，还要打击后手的“期权变现”。从十八大以来查处的贪腐期权化案例来看，不少人是在退居二线或退休后才寻求“期权变现”的。而现实情况是，领导干部退休后，基本处在组织监管不到、公众又无法监督的状态。目前，地方党委、政府对在职领导干部监管相对较多，而对退休领导干部几乎没有有效的监督手段。

以领导干部离职后“再就业”行为为例，虽然《公务员法》明确规定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在离职三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然而是否“直接相关”，现实当中很难认定。出现违规任职行为之后，如何纠正和问责，也没有形成有效的制度规范。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黄京平建议，要健全相关制度规定，包括对领导干部退休进行严格审计、对退休领导干部进行长期跟踪检查等。同时，要根据现实及时完善，确保规定的可操作性。

对于纪检监察机关而言，对公务人员的监督不仅应当存在于其具有公务人员身份期间，还应当存在于其离开公职岗位之后。要坚持无死角、全覆盖，加大对贪腐期权化案件的查处力度，彻底击碎某些腐败分子“退休后就安全着陆”的美梦。

“贪腐期权化本质上仍然是权力寻租，要从管住权力本身入手，不管是在职时还是退休后，权力都要关进笼子里。”河北工业大学公共管理研究所研究员刘新圣表示，“一方面要管住‘一线权力’，严查滥用职权的行为，通报典型案例形成震慑；另一方面，要防止‘人退权不退’，切断利用各种方式实现‘期权变现’的途径。”

“市场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是资本市场最常见的警示。而对于手握公权力的官员来说，无论诱惑有多大，都必须牢记“手莫伸，伸手必被捉”的道理，决不能让权力成为“期权交易”的“资本”。（本报记者 毛翔）

中国纪检监察报http://csr.mos.gov.cn/content/2015-05/29/content_804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