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是国家发展的重要支撑。
    了解学校的历史，就是传播学校的文化。因为河北工大文化底蕴非常深厚，是我们师生精神上的鼓舞。
    学校深厚的文化底蕴体现在有一批高水平的教师传道授业、有位高爵显的名人办学和凝聚鼓舞师生向上的学校精神等方面。
    历史上许多名师曾在学校任教，他们中有的就是文化名人，比如李叔同，赵元礼。
    李叔同大家熟知一些，他是著名画家，弘一大师，他1910年从日本留学回来，最先任教在学校，是经老同学周啸林的邀请，来学校任图绘教员的，教授用器画、铅笔画、毛笔画、水彩画。周啸林是当时学校的语文教员。赵元礼，又名赵幼梅，是天津近代四大书法家之一（华世奎、孟广慧、赵元礼、严修），还是诗人，著有《藏斋集》、《藏斋诗话》等，被誉为天津近代诗坛三杰（严范孙、王守恂、赵元礼），在学校建校之初任庶务长，负责教员课程安排，管理学生学习生活以及学校经费的筹措等，近6年时间。
    学校不仅有不少名师执教，还有不少名人长校。
仅从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初到宣统三年的近10年间，学校经历了五任总办、监督（校长）。尽管他们在校任职时间都不长，有的仅仅半年，最长者也只有4年多，但由于他们都是位高爵显，文人名流，因此，都为河北工业大学历史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学校前身北洋工艺学堂创始人凌福彭，他是直隶新政的开拓者。凌福彭广东番禹县金鼎乡（现广州市黄埔区深井村）人，光绪十九年（1893）中举，二十一年进士，二十七年（1901）补授天津知府。其在任时，创办天津商务公所，改革狱政和司法体制，试办地方自治，辅助袁世凯兴办教育，创办北洋工艺学堂等。1903年1月，他在受命创办学堂后，立即照办，勘选堂址，动迁民房，详定暂行章程，亲自招考学生，厘定课程，聘请教师，很快于1903年3月19日举行了开学典礼，并聘请日本工学士藤井恒久为教务长，天津近代诗坛三杰之一的赵元礼任庶务长。同年5月还选派19名学生游学日本，学习考察2个月。
    北洋工艺学堂创办半年后，中国近代著名实业家周学熙正式接任学堂总办（校长）。周学熙，字缉之，号止庵，安徽至德（今东至）人，1866年1月12日出生于官宦世家。其父周馥，清末曾任山东巡抚、两江、两广总督。周学熙16岁时中秀才，1894年中举，最初在浙江为官，后为山东候补道员，1900年入袁世凯幕下，1902年随袁世凯来天津，任天津候补道、直隶按察使等要职。周学熙主持 北洋实业，创办银圆局，是袁世凯推行新政的得力人物。 他一生致力于办实业，为中华民族工业的发展做出不可磨 灭的贡献。.
    周学熙任总办期间在校学生已达177名，并开始分  科，机器科、化学科以英文教授，化学制造速成科、图绘 科及预备科以日文教授。半年后周学熙以公冗辞，由江苏 提学使毛庆蕃接任总办接任总办。
    毛庆蕃，字白宣，号实君，江西省丰城县（今丰城市）人，1849年出生于官宦之家。1873年中举，随后游学各地。光绪十五年（1889）年中进士，是“太谷学派”的传人。光绪三十年（1904）调任直隶布政使，同时被差任直隶高等工业学堂总办，1908年又调任甘肃布政使。在任护理陕甘总署后对遭受重大损失的敦煌文物加以保护抢救。
    敦煌自1900年5月被王道士发现藏经洞后，大量文物遭到外国文物贩子的巧取豪夺，流失严重。当毛庆蕃接到学部官员的电告后，非常重视，立即派兵将王道士控制起来，并从转经筒中搜出剩余经卷8000多件，全部解运进京，令学者们大喜过望，成为保护敦煌文物的功臣。
毛庆蕃著有《江苏学务公牘》1卷、《奏议》6卷、《书牍》6卷、《古文学余》10卷。
    毛庆蕃任校长时间也不长，至1904年8月又由周学熙复任学堂总办，先后近4年时间。周学熙在任期间，首创了“工学并举”办学特色，并于1906年9月选拔19名学生到日本西京大学所属工厂实习造纸、制革、制碱、染色、铁工等工艺。1907年2月至9月第一届共50名学生毕业，其中又选出14名优等生送往日本深造。这年5月在德国教习带领下，机器科试造3匹马力气机，三个月完成后，继续试造6匹马力气机。
    学校第四任总办为孙多森，从1907至1909年在校在任近3年。
    孙多森，字荫庭，安徽寿州人，1867年1月23日出生，也是晚清高官子弟中的实业家。其父曾任江苏记名道、南京洋务局总办。孙多森1885年中秀才，继办贡生，捐候补同知。1898年2月在上海与其兄孙多鑫（实业家）共同创办国内第一家华商面粉厂——阜丰面粉公司，任总经理。1901年升任候补道，1906年来天津到袁世凯幕下任职，曾担任直隶全省工艺总局总办，办了很多实业，是周学熙的重要臂膀。1907年1月就任直隶高等工业学堂总办，他在任时，直隶高等工业学堂开始迁入河北窑洼新校舍（黄纬路现天津美术中学处）。此时，学堂管理更为规范正规，建制合理，机制畅通，师资队伍整齐，教学设施较为完善，生源较广，除直隶本省外，来自国内14个省区的学生占30%。
    直隶高等工业学堂总办任职最长者当属邢端，从1909年到1913年近5年时间。邢端是科举制末代的老翰林之一，也是爱国的高级知识分子，曾受到毛泽东主席的宴请。
    邢端，字冕之，号蛰人，笔名新亭野史，贵州贵阳人。光绪二十七年举人，光绪三十年（1904）进士，后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大阪高等工业预备学校及东京法证大学。历任翰林院检讨、奉天八旗工厂总办、直隶高等工业学堂监督（1908年12月直隶总督颁令学堂总办改称监督）。1917年起历任农商部矿政司司长、工商司司长等职。
    事实上邢端在孙多森任监督（即总办）时已任副监督，与孙多森遵照学部章程，并参照欧、美、日各国工科大学的教学情况，修订课程计划，呈报学部核准，学生学业期满，毕业照章请奖，建立档案。还附设两年制中学实习科，实习科毕业可直接升入高等工业学堂。对已毕业的各学科学生，经直隶学务司和学部复试合格发给毕业证书，并奖给“举人”出身。1911年，学堂开始接通火力电源，正式使用电力，结束了以油灯、蜡烛照明和以人力为动力开动机器的历史。这一年机器厂又添置了车床、电机。1912年7月，遵照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修订章程，学生入学由年初改为暑假后开始（始业），8月，教育部颁令直隶高等工业学堂改为直隶高等工业学校。邢端在任时强调“学所以救国也。一人求学不足以救一国，则合人人而求之”。特别指出，“今天下方多故，货弃于地，利弃于人，海内士夫汲汲图救国之策”，“吾国实业之发达非望之生等而孰望哉”？激励学生为国而学。
    新中国成立后，邢端于1951年7月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1959年3月3日病故，享年76岁。
    邢端长于山志掌故，精书法、工楷、行书。著有《黄山游记》、《齐鲁访碑记》、《山游日记》、《贵州方志提要》、《读南北史割记》等。
    最能体现学校人文精神的是魏元光院长长校时指导办学的八字校训，即“勇毅专精，勤慎公忠”。
    这八字校训是宣传部老部长陈德第先生2003年根据已故魏元光院长的讲话精神概括出来的。虽然这八字校训历史上没被正式明确和传续下来，但从1929年学校升格为河北省立工业学院起，魏元光院长就按这八字精神指导办学、规范教育师生，从而使学校为发展工业实现强国做出贡献。
    这八字校训的主要意思是：勇则向前，毅则刚强，专则恒久，精则深博；勤以立学，慎以修身，公以处世，忠以报国。
    “勇”，就是勇敢之意，是人类最美好的品德之一。
    “毅”，就是刚强坚毅的意思，强调人要有坚强的毅力和坚定的意志。
    “专”，讲的是持之以恒。强调做任何事情都要专心、专注、专一，不见异思迁，不心猿意马。
    “精”，即精透 、深邃、广博。这是根据《论语•子张篇》中“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之意而得，是源自孔子的学生子夏的读书心得体会。
    “勤”，就是勤劳、勤俭、勤奋、勤思，包括努力学习、工作和节约、俭朴两个重要方面，这是古人崇高的美德。
    “慎”，就是谨慎、慎重、慎独。这是道德上的最高要求，修身之道。它强调为人要自重、自警、自省、自勉。规范行为、严于律己，亦即古人所讲慎独。
    “公”，要求的是人格境界，真实无妄，诚实无欺，为人处世公正、公道、公平，公正无私。
    “忠”，就是衷心、忠实、忠诚，坚贞不屈，矢志不渝，忠心耿耿。
    这八字校训精神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体现了我们学校的传统。它进一步告诉我们，河北工业大学注重培养学生的团结务实、无私奉献和爱国献身精神。
    1937年，当时全国正处在危难之际，魏元光院长告诫大学生们，“在现在的时候，凡事莫大于国难。”他说：“无论古今中外，一个民族，当国难当头，存亡绝续之交，由于时代的刺激，必然的要产生大仁大勇、忠肝义胆之士，以国家为前程，以天下为己任，有大我而无小我，有民族而无个人，公而忘私，国而忘家，不惜以自己的肝胆心血铸成民族之魂，不惜以个人的头颅换取民族的独立，成仁成义，为公为国。”要大家“精诚团结，共赴国难”。
    校训是一种文化，是一种精神，是一个学校的灵魂，是师生所遵从的行为准则，是激励鞭策师生奋发向上的动力，它代表着学校的传统和形象，它反映了学校创建的历史和文化底蕴，因此，它的作用是无法替代的。正是“勇毅专精，勤慎公忠”的八字校训，培养了工大人以天下为己任，忠贞爱国，临危不惧，艰苦创业，自强不息，历经磨难而不衰的尚勇精神、爱国情操和敬业乐群、道艺兼修、好学求新、务实进取的高尚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