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3日，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马钊博士来我校作题为《“商人治国”：特朗普总统与美国完善政治体系的冲突》报告。马克思主义学院、外国语学院、人文与法律学院学生代表聆听报告，报告会由外国语学院副院长马永良主持。

报告会上，马钊博士结合其多年参与美国公共政策制定的经验和长期对美国政治体制的观察，着重分析了美国国内政治出现的新动态和特朗普鲜明执政风格之间的互动关系。他首先解读了特朗普“症候”。他指出，特朗普的成功当选与美国国内政治生态变化是紧密相连的，特色鲜明的特朗普的出现看似一个“政坛素人”的逆袭之路，实际上是美国政治变化的写照，体现了过去三十年内多项重大体制性变革，包括：共和党“右转”、草根势力崛起挑战两党建制派力量、全球主义与民粹主义的角逐、新媒体制造“丛林政治”等。

他认为，从政治层面上讲，特朗普是共和党过去20年间话语和政策的集合与顶点。自上世纪80年代起，共和党集体右转，在国内和国际问题上采取了与以往不同的政策导向，其中包括强调对移民的严控、拆解政府内的监管部门、坚持低税收、社会议题保守化等。这股右转风向得到了媒体和党内派系的助力。右翼媒体，如福克斯新闻台（Fox News），在共和党内部信息流转当中起到了“回音壁” 作用，对共和党的转向起到了推动和固化作用。

马钊从经济层面上分析到，过去三十年，美国经济完成了从制造资本主义到金融资本主义的转型。尽管美国总体上保持着发展的势头，但制造业的衰落和华尔街的繁荣代劳的结构性变化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例如制造业外流、中产阶级饱受打击等。美国国内出现了“中产阶级忧郁”，“蓝领阶级忧虑”的问题。加之民主党未能就这一问题提出解决方案，以传统制造业为支柱的州开始转向共和党。除此之外，美国两党政治生态出现恶化，双方在税务等诸多议题方面针锋相对，无法达成共识。加之新媒体时代的推动作用，两党的言论越加极端化，两党之间的缓冲地带“温和派”也日渐式微。与此同时，茶党地方官员也以“草根”形象在政治舞台崭露头角，对美国的体制发起挑战。

马钊认为，在这样的背景下特朗普的竞选和获胜，深刻体现了上述美国政治生态变化。特朗普不是变化中的政治生态问题本身，他是这个变化中的政治生态的表现。同时，他对美国政治体制的冲击，不全是来自于他的具体政策和执政纲领，而来源于他挑战美国政治的手段——商人治国。

随后，马钊从总裁与总统的冲突、“交易型”外交、谈判的艺术、分裂政治四个方面分析了“商人治国”对美国政治生态的影响。在分析总裁与总统的冲突时，马钊说，美国政治历史的特殊性——高度市场化的经济体制导致了商业精英的巨大社会和政治影响力。然而公司制领导体制下的总裁决策与领导机制具有管理集权化、决策高度集中化、管理结构家族化的特点，这与三权分立体制冲突。总统身为行政体系的首脑，面临国会与最高法院等制约，同时在行政管理内部面临巨大的职业官僚团队的制约。自特朗普上任以来，白宫又悄然创下一项新纪录——执政团队的高度空置与轮转，这成为自里根时代以来，美国总统首任任期内白宫高级顾问职位变更率最高的一届政府。随后，马钊解读到，“交易型”外交表现在狭窄的战略视野，把外交变成了简单的买卖交易，就事论事，没有原则，没有轻重缓急，缺乏总体战略；单边主义对抗多边合作，对国际组织和多边组织，既不信任，也没有兴趣，更不愿意承担更多全球治理的国际义务与责任；浑水摸鱼，并不认为瓦解的现有国际体制会对美国利益产生负面影响。马钊指出，商人治国背景下美国的谈判特点体现在关注有限的话题与具体承诺、追求公平与互惠、谈判次数及参与人数的削减、破釜沉舟的态度、制裁与极限施压。最后，马钊介绍了美国总统职责的演变，同时指出“商人治国”彻底改变了美国总统的职责。他指出，特朗普将商业营销方式带到了政治选举中，通过挑战美国种族、性别政治的底线——“政治正确”，拉动基本盘，导致中期选举的成果蓝州更蓝、红州更红，通过分裂巩固执政之路。

马钊总结道，未来虽不可估量，但不可否认的是特朗普已改变了美国传统政治生态和白宫的运作模式。他提出，未来在应对新国际秩序的过程中要着重注意认清“个人”和“症候”的区别，认清传统政客和黑马政客的“合流”趋势，并找到应对单边主义巨大压力的有效手段。